中国在芯片和半导体产业上的落后并不是新鲜事,新鲜的是,只有在每一次遭遇重大挫折的时候我们才意识到我们有多落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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坦率而言,这和某种宣传基调有关系,我们总在宣传我们有多么多么厉害。
比如,我们总在讲,我们现在是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,但事实上,这只是一个产值的衡量,我们是产值最大。而且产值还是按照GDP指标,不是按照GNP指标来衡量的。
也就是,我们在计算制造业产值的时候,是把欧美日韩等在中国开设企业的产值都计算在中国制造业产值中,就量而言,已经有水分,如果再讲产业竞争力,差距就更大。
再比如,我们是全球第一汽车产销大国,但众所周知,我们的发动机技术之落后,让中国的汽车人无法不气短。这样的落后,可以说在很多产业领域都存在,就核心技术、基础技术、关键技术决定的产业竞争力而言,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还处在全球第三梯队,追赶韩国尚需时间。
当然,每一次知道我们有多落后之后,总是会掀起一次大讨论和反思,这一次也没有例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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讨论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李约瑟在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中提出的著名的“李约瑟之谜”:为什么在16世纪之前,中国的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世界,古代中国在科技方面为世界做出了杰出的贡献。可是,为什么科技革命出现于欧洲,而没有发生在中国?
再直白一点讲,中国为什么缺乏真正的创新?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先生之前有一句话:“当这个国家所有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,我认为这个国家出了大问题。”很多人把中国缺乏重大创新的根源归结于金融发展过度,还有人把创新不足归结于炒房。
大多数精英都做金融、炒房,当然对创新有影响,但如果把中国缺乏创新的根源归结到金融和炒房上,则是大谬。
第一,中国缺乏重大创新不是金融的错,反而,金融过去10多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在某些领域创新实现突破的重大推力。对于金融在创新中的作用,经济学文献可谓汗牛充栋。
比如,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希克斯在其《经济史理论》中指出,英国的工业革命不是技术创新的结果,而是金融革命的结果,因为工业革命中使用的技术在之前就已经出现,而只有在出现金融革命后,工业革命才真正发生了。
遗憾的是,中国很多人对金融的重要性明显认识不够。国人总是认为,创新就是技术的事,但过去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,在金融等制度体系没有发生根本转变的情况下,无论在技术层面如何努力,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创新经济体。
英国能够最早爆发工业革命,是英国在金融领域率先有了一套支持创新的制度安排。比如最早限制王权的《大宪章》(1215年),最早的专利制度(1624年的《垄断法规》)都首先在英国,资本市场也在工业革命之前出现,世界上第一个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1694年在英国成立,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证券交易所1773年在英国成立,这些才是英国工业革命爆发的原因。
现在很多人认为中国金融发展过度,这是一个极大的误解,中国的金融非常落后,之所以让人感觉金融发展过度,是把很多根本不是金融的骗子的东西当成了金融而已。
第二,中国缺乏支撑创新的一整套制度体系。
道格拉斯·诺斯在其《西方世界的兴起》中谈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西方世界的兴起,他认为,市场是一种经济制度安排。西方世界之所以能够崛起,就在于它发展出一种有效率的制度安排。这种安排确立了财产所有权,把个人的经济努力不断引向一种社会性的活动。
这样的观点,美国著名金融投资专家威廉?伯恩斯坦在其畅销书《繁荣的背后:解读现代世界的经济大增长》一书中也有精彩的阐述。
伯恩斯坦将发明创新的前提归结为四个因素:财产权、科学理性主义、资本市场以及交通和通信技术的改善。在伯恩斯坦看来,一国繁荣的关键是与之相关的制度,即人们在其中思考、互动和从事商业往来的框架。
精读全书,笔者深深地为其雄辩的逻辑说服。很显然,私人产权的保护是创新的动力,而科学理性主义是创新的思想基础和前提,类似于科斯所言的思想市场;资本市场的重要性,今天的国人更是认识深刻至灵魂和骨髓。
在一个知识产权缺乏保护的制度环境中,创新的风险是很大的,这是小学生都明白的道理。
在创新的制度保护上,即使美国人不督促我们,我们也应该意识到,不保护别人的知识产权,最终的结果是,国内的企业不会真正的去做重大的创新活动。
技术如同鸡蛋,石头孵不出小鸡,但鸡蛋要是没有适宜的环境,也会变成臭蛋。
第三,中国经济的评价标准严重影响创新的动力。
中国经济起步于短缺经济,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,评判中国经济成功的标准就是大和快,做大规模,企业做大,这是我们的最大目标。经济增长越快越好。
在快和大的指导思想下,中国企业以追求规模和成长速度为终极目标,应该说,这个指导思想从结果看非常成功,中国的确在很多行业位居世界第一,主要以规模评判标准的《财富500强》中我们入围企业的数量也超过了100家。
然而,这也导致了在任何产业领域,中国企业总是能迅速切入产业链的最低端,迅速把规模做到全球第一,而不是在技术上做到最强。无论是传统产业,还是高新技术产业。众所周知,光伏、机器人这些产业在中国已经几乎沦为低端制造业。
另外,“快”是与创新背道而驰的。人类历史上的重大思想也好,重大技术也好,都是在一个“慢”的环境下,日积月累突破出来的。我们总是看到一个哲学家在静静的思考,而不是在跑步思考。
中国人太着急了,太急功近利了。
这种急功近利的毒药无处不在,基本赚快钱人的成功似乎必须在三五年,否则时代在淘汰你的时候连一声再见都不说。中国的成功学里面,充满了投机取巧,充满了焦躁不安,哪里可能会有真正的创新?
第四,缺乏自由自在梦想的环境。
最伟大的创新是什么?是思想,正如埃文斯评价福特的,“许多美国人以为是福特发明了汽车,其实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,乃至他本人的家乡,都有很多人走在福特前面。
福特说:我什么都没有发明,我只是把其他人的发明组合起来了而已。但福特其实做出了非常令人震惊的新的发明,这并不是说他创造了效率高于过去五倍的自动生产线。
他真正的天才创意在于: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辆汽车的理想。”中国在创新领域差距的根源之一在于思想的差距,引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·罗默的一句话:解释经济差距,我们不但要研究工厂和交通设施,还必须以一样的热忱去研究“思想的差距”,以及与创造思想相关的知识生态和思想市场。
最后要回答,缺乏真正的创新和炒房有没有关系?肯定有。
中外都如此,比如,美国经济学家菲尔普斯就认为,房地产投资过度一定会抑制创新,因为“房地产吸纳了本可以投资在生产力提升、创新、医药技术、软件或可替代能源领域的资金,而这些领域,能够在未来真正推动美国经济增长”。
因此,他指出,“要想恢复经济活力,再次实现增长,美国人需要克服对房子的酷爱。”他的这话对中国也是适用的,也就是说,如果中国政府像爱房地产一样去爱创新,中国成为创新型国家,还是很有希望的。
但是,必须指出,就当下中国缺乏创新的因素而言,炒房只是影响创新的一个不怎么重要的因素。全面焦虑、急于成功,又缺乏对创新的保护和激励,这些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。